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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高峰论坛:从“被自然消亡”中救救农村学校
    2015-11-12 12:05:05   来源:    点击:
     
     
           如今,仍有近三成村级小学教室“不太安全”、“属于危房”,四成没有图书室,约半数没有运动场;94.8%的农村初中生今后不愿留在村里……12月4至5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乐施会等机构主办的“发现‘美丽乡村教育’——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高峰论坛(以下简称“高峰论坛”)发布了《美丽乡村教育案例研究报告》与《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研究报告》,并对农村学校如何“回春”、如何“美丽”,以及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何去何从进行了探讨。
     

     

    揭秘最真实的村小

    随着2012年“大跃进”式的“撤点并校”暂告一段落,从撤校浪潮及农村学龄儿童减少、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幸存下来的大约155008所乡村小学和62544个教学点却大部分仍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2013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针对全国各地50多个恢复和建设农村小规模学校(即村级小学与教学点)的案例展开研究,并于6-8月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百所村小”调查研究。实地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小规模学校面临诸多困境。

     

    仍有近三成村小教室不安全,
    部分村小无法解决如厕等基本需求

    高峰论坛发布的调研数据显示,在调查覆盖的村小中,教学场所“不太安全”、“属于危房”和条件“较差”、“很差”的分别占28%和32.9%,如湖北招徕河小学有教室中间竟然顶着一根木头柱子防止垮塌;四成(40%)村小未设立图书室;近半数(48.8%)村小没有运动场;在需要食堂的非走读村小中,约三成(29.1%)无食堂;在寄宿制村小,75%的学校每间宿舍住10名以上学生,如云南彝良希望小学甚至达到40名学生共住一室,58.3%的学生宿舍没有浴室,41.7%的学生宿舍没有供应热水;而对于厕所这样的“基本需求”,竟然有3.7%的村小没有厕所,如贵州周家寨小学“孩子们的厕所,就是隐蔽的山坡”,在有厕所的96.3%的中也有89.2%将厕所设在了教学楼外,如海南仙屯小学厕所“离教室150米远”,“学生们在下课之后的每次上厕所都是‘穿梭’在带刺的草丛之后才得以解决,如果想要慢慢绕过带刺的草又要考虑课间时间是否充足的问题。”村小厕所大多简陋,还存在种种安全问题,如四川铁厂小学没灯的厕所“还得供周围没有厕所的农户借用,所以学校的大门是常年打开的,这样学生的安全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四成村小教师学历高中及以下,
      平均年龄43.1岁

    该调研发现,被调查村小的教师大多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薪资低,师资配置不足、工作量大,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培训机会少。如云南呈贡理想小学“大部分老师吃住均在学校,放假期间回家,人均工资1400元/月”,山西郭庄小学“每名代课教师月工资为500元,这与在煤炭企业上班的工业月薪五、六千形成鲜明对比”;又如甘肃高家崖村小学的老师“不仅需要教好几个年级的不同课程,还负责桌椅修补、营养餐制作、在学校轮流值班等一些后勤工作。”

    村小教师岗位缺乏吸引力的状况造成师资水平低、教师队伍老龄化却难以得到补充。调研数据显示,村小教师学历本科以下的占八成(其中高中以下占5.4%,高中/中专占32.6%,大专占42%),如云南向阳小学一共只有3名代课教师,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却要“包干”一至四年级全部课程;村小教师平均年龄43.1岁,8.5%的村小没有46岁以下的教师,6.2%的村小一半以上教师超过55岁,如湖北龚铺小学的教师“平均年龄达50岁”,“他们对多媒体技术的掌握程度低,更缺乏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机会,因此不能很好地与外界接轨,不能通过教与学使学生们的眼界更开阔。如此一来,本已落后于城镇孩子们的这些山村孩子就更缺乏竞争力了。”

     

    约六成村小“英音体美社科”课无法开齐,
      “托儿所”村小或将面临“自然消亡”

    伴随师资与设备问题而来的,便是课程与教学质量问题。在调查覆盖的村小中,“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社会、科学”课程一门也没开的占6.1%,六门全部开齐的仅占43.9%,其中英语有64.6%的村小开设,音乐这一比例为72%,体育为82.9%,美术为73.2%,社会为64.6%,科学为65.9%。不仅如此,被调查村小大多教学方式落后,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如安徽洪河小学的学生家长便在访谈中直言:孩子就读的村小“教学质量比较差,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托儿所”;并且乡土课程缺乏,如少数民族聚集地——云南西山乡的大部分小学“都是单一的汉语教学,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接受起来非常困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表达的意思,就会失去学习兴趣,产生厌学思想和逃学行为。另外由于过度重视学生的汉语水平,也导致景颇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学生与自己的民族文化脱节,缺少对于本民族的认可,走入社会后普遍缺乏自信。”

    实地调研者指出,“虽然国家已经叫停‘撤点并校’,但如果不增加村级学校的软硬件投资力度,不提高村级小学教师的待遇,不根据农村教育发展的实际增加教师编制,继续依靠廉价聘请不合格的临时代课教师敷衍农村教育,那将迫使农村人逃离村小,从而导致村小的‘自然消亡’。”

     

    乡村教育何为“美丽”?

    “科学家”成为农村小学生“格式化”职业理想,
      农村初中生94.8%今后不愿留在村里

    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一组“有趣”的调查数据:

    对我国10省/自治区/直辖市1382名农村五、六年级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小学生期望自己最高学历达到大学以上的占86.3%,其中大学占25.3%,研究生占10.5%,博士占14%,出国留学占36.4%;他们长大后最想从事的职业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科学家”,达到24.8%。

    对10省/自治区/直辖市1598名农村初中学生的调查显示,初中后打算上高中的只占69.7%,较小学生心怀“大学梦”的比例明显偏低,打算上职高/中专/中技的占25.5%,计划外出打工者占3.8%;而他们今后想从事的职业占比最高的成为了“学一门手艺”,占18.8%,父母对他们的最大职业期盼则是“当干部”,占到22.6%;他们今后希望的生活地点为“村里”的仅占5.2%,期望到省会和大城市的占49.4%,国外占19.9%。

    这便是AG8农村学校的常态:培养单一的、“超脱”的理想,如同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将村娃子锁在乡土之外,无形中教人力求逃离农村。这些接受了“离农”并且低质量教育的农村孩子,步入社会时对自己的命运将有怎样的解读?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否接纳这些“脑袋空空”、“双手不沾泥土”、“自视甚高”的农村娃?

     

    美丽乡村教育应“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
      后撤点并校时代呼唤“宜居农村,生活教育”

    农村教育的现代化不是消灭农村教育,也不是沦为城市应试教育的尾巴。农村教育应当成为新农村建设和新的乡村文明的生长点。“美丽乡村教育”公益评选力图发现农村教育中的“美丽花朵”——它们是大教育视野下面向未来的农村教育路径探寻的组成部分,是“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的乡村教育,体现出“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教育建设的核心概念,即“宜居农村,生活教育”。

    高峰论坛发布的《美丽乡村教育案例研究报告》指出,评选中“淘”出的美丽乡村教育案例具有如下特点:

    立足乡土,服务农业、农村、农民。农村教育的功能和定位应当超越“为农”、“离农”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如山西段家窑小学探索“村校一体化”,承担了祁县峪口乡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段家窑村农技校的培训任务,对农民进行果树更新、中药材种植、养殖技术、沼气利用等实用技术培训;村里“能人”兼任小学辅导员,现身说法向小学生传授种粮、种菜、种果等各种实用技能;建立教师联户制度,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等等。

    以乡土为根,注重乡土文化传承。植根乡土的教育,不一定是农业科技教育,而是以学生的人格养成为目标,从小形成孩子的乡土记忆和乡土意识,增强乡土情感,倡导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价值,教育与农村社区发展紧密结合,是一种“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如城市化比例较高、工业为主的浙江上虞市,重视打造根植乡土文化的“新乡村教育”,认为“乡土文化是推进教育均衡、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资源和有效抓手。在发展农村教育的过程中,积极吸纳并内化乡土文化,教育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又如湖北新集中学以“农耕”为主题,收集从古至今人们耕作、加工、生活所用的农具、生产生活资料,搭建农耕文化长廊、建立农耕文化展览馆、撰写农耕文化校本教材等,培养学生的农村情怀。

    打通学校与社会,融合教育与生活。农村学校应逐步成为社区的教育和文化的中心,以教育为核心纽带,综合农村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新农村建设实现良性互动。如山西蒲韩乡村社区学校设有综合班、技术班、妇女班、青年学习班、社长班,像技术班是根据近期的作物生长情况和农民在种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和纠正,并传授先进技术;妇女班主要教授家庭关系处理(包括婆媳关系)等。其课程不拘泥于书本,关注的不是文凭和学历,而是生活中各种基本问题的解决,共同讨论、分享和总结经验,为农民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帮助其提升生活品质。

    农科教结合,促进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教育需回归平民教育、生活教育,重建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使学校成为农村社区发展的新引擎。如甘肃夏官营镇“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整合了现有农村小学、成人学校等教育资源,统筹了县级农、林、水、牧、青年、妇女、科技等多个涉农部门在农村开展的教育、培训、咨询、服务功能,容纳了民间文化、民俗、传统社火、庙会、棋牌、文艺演唱和节庆活动。其活动紧贴农村发展与农民致富实际,依据地区、时节特点,积极编辑农业科技宣传资料,如农药使用、蔬菜大棚管理、养生常识等;根据农民需要开展高原夏菜种植技术、幼儿家教、外出打工常识等培训,还与社区内的院校师生合作举办运动会、文艺晚会,活跃社区文化。

    因地制宜,力所能及。即从自身资源优势出发,内生出适合农村孩子需要的教育。如贵州冗雷中心学校立足少数民族特色,把民族文化引进校园,将乡土课程引入地方课程,使农村基础教育充分发挥其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的功能。学校依靠当地师生和乡土人才的力量,产出一本教材、三本教学辅导用书、培养了40多名乡土课程教师,使全县40所学校四、五年级的学生受益,成立了屯堡地戏、花灯小组、苗族芦笙舞小组、布依歌舞小组等兴趣小组,并与社区民族文化活动紧密结合。

     

    农村教育未来路向何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针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问题,对再次呼之欲出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理顺农村教育的内外关系,重构农村教育目标。农村教育外部关系的理顺,需要统筹农、科、教;农村教育内部结构的理顺,需要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教结合”。农村学校需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坚持“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坚持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办学方向,在基础教育中渗透农科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开发校本特色课程,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即便在未来二十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可能还要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农村并不会真的消亡,农业现代化仍然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教育需要满足为升学、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三重目标。基于这样的目标,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走出农村,到城市发展,都能打开局面,即‘走得出,留得住’。”

    加强政府统筹,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央虽然建构了“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的农村教育改革构想,但由于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各部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现象严重,改革虽取得一定经验,但尚未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统筹结合之路。农科教要想很好地结合,首先必须加强统筹力度。政府需适应新形势,改变“一统到底”或“全包”的工作思路,转而成为服务型政府,对新形势下农科教结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做大量深入细致的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对新形势下农业院校、科研院所、推广机构的组织机构、职能、体制与机制转换和改革重点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论证,完善相关听政、反馈和矫正机制,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服务致力于农村社会改变的各种社会力量;在此基础上,政府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改革管理机制,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把办学自主权交给懂得教育规律的教育家;同时,需做好经费、教师等配套制度的建设,如制定并逐步提高区域内各级各类学校的生均经费基本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基本标准、将实现教育投入目标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干部考核等。

    尊重农村教育特点,拓宽农村教育内涵。农村学校的职业教育不仅要向基础教育“渗透”,还要“分流”,即对不能升学的农村学生在适当时间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使其具有毕业后的谋生手段及致富技术。农村与学校要“一体化”发展,使村、校资源共享达到最大化,可通过经济发展规划和教育发展规划统一制定、同步运行,以及领导合一(村校领导交叉任职)、教师合一(教师成为村里“智囊团”)、设施设备合一、实习实验基地合一(学校小田实验,村里大田推广)、文化合一等形式实现。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要与农村需求相互“结合”,充分考虑到农村的区域性差异和地方特色,考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设置有长期性、发展性的课程。

    (文章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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